鼓励生育得给年轻人发别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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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戎一人

2019年1月21日,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,比上年少200万人,比不放开二孩条件下的人口预测值都要低200多万。这说明,即使已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,人们期待的婴儿潮并未如期而至,育龄男女甚至连第一胎都在推迟生育。

于是,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梁建章先生,在财新新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,认为2018年出生人口再创近年新低,却可能是未来100年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,再次呼吁正视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,并且提出降低养育成本、解决看护困难和用减税、补贴、延长假期等方式对生育进行累进奖励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也持同样观点:“除了放开生育,还应提供学前教育、幼托、工作保障等领域的全方面政策,降低育儿成本,让年轻人愿意生。”

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,但私以为,他们在这件事上,打错了板子,诊错了病症,更开错了药方。中国的人口问题并非沉疴绝症,还是有救的,但需要点猛药。梁建章先生把病症看得过重,又把药方开得太轻。

我们不妨先看看,历史上的人口高峰都是怎么来的。

在人口方面,清朝为什么这么优秀?

一万年前,世界人口的发展一直停滞在100万人口以内。随着渔猎逐步转型为农业,人口才开始逐步增长。五六千年前,进入文明阶段,人口得以迅速增加。到公元元年时,东西方几乎同时处于稳定、统一的大帝国时期,当时的大国如罗马帝国有5000万人,汉帝国有6000多万人,世界人口约2亿。

世界人口从2亿到10亿,花了1800年,而从10亿到70亿,只用了200年——二战后平均每隔十几年就增长10亿人,直到21世纪后,人口增速才又出现放缓趋势。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都是全球人口增长的主力军,长期占世界人口的20-30%。

只要没有战乱、瘟疫和灾难,汉唐时期的中国都能达到约6千万到8千万人,这是中国土地在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能供养的最高人口水平。宋明时期生产水平提高、开垦土地增加,中国人口达到1.1亿到1.4亿。在世界人口加速增长、达到10亿前,清朝人口已突破3亿,规模和增速都是第一,在世界人口中占比超过了30%。

在人口方面,同样是农业社会的封建王朝,清朝为什么这么优秀?

清朝从明朝那里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几项遗产:更稳定统一的社会秩序、更辽阔的疆域、更成熟的开垦技术、更发达的手工业、更成熟的中医水平,以及与世界实际上更加紧密的联系——地理大发现带来全球物种大交换,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,在清朝时期进一步普及。

但是,同期世界人口的增长,除了高产作物的普及外,却还有着清朝并不具备的、更强劲的支撑因素:全球化殖民、工业革命和西医的近代化发展。清朝为什么在人口规模、增速、占比都仍能跑在前边?庞大基数和生育惯性,不足以解释增速、占比的领先,更大的推动力来自税制改革:

1712年,康熙皇帝下诏宣布将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,不再增收,即“滋生人丁、永不加赋”,此时人口统计约7千万;

1723年,刚登基的雍正皇帝又推出了补丁升级版的赋税政策——“摊丁入亩、火耗归公”,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来的人头税;

13年后乾隆登基,人口统计已达1.5亿。

二十几年翻了一倍多,一部分因为之前为逃避赋役而隐匿的人口得到补录,更多则是因为被压抑的生育需求得到了释放:只要生育不带来额外的负担,人们就会尽力生到当时粮食产能所能支持的极限,既能增加劳动力创造增量、又能摊薄赋役,还能在几乎没有福利保障的清朝实现“养儿防老、多子多福”,百利而无一害。

凭此一条,农业时代的清朝,就在人口方面完胜了已经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、完成了全球殖民的西方列强。此后,即使中国经历多次战乱,到进入民国时,也达到了4亿多人,而1949年人口则是5.42亿。

当代中国的三次婴儿潮和消失的第四次

中国人对生育这件事,有着传统的热爱。无论经济是否发达,无论社会福利是否完善,只要恢复统一、稳定的社会秩序,具备起码的医疗条件,都会形成婴儿潮。

当代中国至今已有过三次生育高峰,每次都净增1亿多人:

1949-1957年,开国新气象,全民都怀着昂扬向上的干劲,现代医疗条件初步普及,加上领导人“人多力量大”、“人多好办事”的鼓舞,人口从5.42亿达到6.47亿,8年净增1.05亿;

1962-1970年,经济发展调整恢复,强烈的补偿性生育需求爆发,9年净增1.57亿人;

1981-1990年,上一波生育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育龄,带来新的婴儿潮,9年净增1.43亿人。

这三次婴儿潮,除了现代农耕技术逐步普及、国际粮食贸易扩大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之外,更重要的推力在于工业化——这个百年前推动世界人口暴增的因素,终于来到了中国。

而工业化时代,影响人口增长的真正因素,从世界和中国的人口历史和规律来看,主要是:生育是否有负担、社会是否稳定、粮食是否稳产、医疗是否有保障,以及工业是否发展。

现在中国社会安定,工农业产能有保障,生产技术持续改进,既没有剧烈或大规模的战乱、灾难和瘟疫,也没有导致粮食减产的天灾人祸,按照二三十年一波婴儿潮的规律,现在应该正处于第四次婴儿潮。

然而,第四次婴儿潮莫名其妙消失了!在谈性色变的时代都没耽误生娃的中国人,如今为什么却谈生色变了?

计划生育政策扼杀了人口红利?

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政策,是扼杀第四次婴儿潮的真凶,“作茧自缚”导致了人口危机。私以为,错怪了。作茧自缚不假,说人口政策是“茧”可真是抬举它了。

笔者在十年前,曾就此请教过一位去美国读经济学博士、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任教的师兄,如今他还在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人口经济学。他当时在美国专门做了研究,认为中国当代人口趋势与东亚各国、新兴国家的趋势并无差别,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趋势的影响相关性很低,无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,中国的生育率都会下降如斯。

也就是说,计划生育政策既没有庙堂一度宣称的那样“有效控制了人口”,也不像江湖如今担忧的那样“扼杀了人口红利”,直接影响的只是部分体制内人群的生育选择,以及人们对生育的公开态度——人们在公开场合不再把多生当成一件光明正大的事。除此之外,基本没用。

因为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。这个政策在执行中,除了部分地区出现了以计生为名的暴力执法和乱罚款乱收费外,事实上被各种方式消解掉了,比如借助宗族势力、找关系、交罚款等。

计划生育思想并非中国独有,而是20世纪一度在全世界流行的一股思潮。人口负担论和环保主义、能源危机一样,是一些人过度担忧的产物,却促使联合国设立人口基金会,试图在全球推行计划生育政策。1953年,中国就响应过这一思潮,但直到1978年,中国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代表团签署《谅解备忘录》,初步确定进行援助合作的项目,才开始认真把计生当作国策推行。

早在中国之前,印度、韩国、新加坡、印尼、越南、伊朗等国家就已经实施了计划生育,其中印度最早,1952年就强制推行过,然而几无效果。

如今风向又变了,人口红利说又占了上风。日本、俄罗斯等国为了应对人口下降,甚至实行了另一种计划生育——奖励生育,收效甚微。中国现在已经实行全面二孩政策,一定程度上放开了生育,同样没有效果。

看来无论是鼓励还是限制生育,都是很难靠计划奏效的。

于是有人把人口下降视为一种“增长病”,认为是经济增长后的一个共同趋势,越穷越生、越发达越不生,所以多数发达国家如今都面临生育率不足的问题。可是怎么解释头号强国美国的人口更新率相对领先?又怎样解释人均收入最高的北欧诸国,在不热衷吸收移民、难民的情况下,1980年代开始生育率显著回升?

如果说北欧是高福利国家,所以人们敢于生、乐于生。北欧早在60年代就已经实行了高福利政策,结果却是十多年的人口大衰退。日本也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,甚至还鼓励生育,却还没有起色呢?而清朝基本没有社会福利,那时的人们为什么也敢于生、乐于生?

可见,是否实行计划生育政策、经济是否发达、福利是否丰厚,都不是影响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。那么,问题在于房价吗?

中国所有城市,都是“鸡笼”市

有人说,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。出生于第三次婴儿潮的80后,在婚育年龄恰逢房价高涨的年代,许多人要为房贷奔忙,也有许多人根本没赶上车,6个钱包都已不够买房。

但想生的话,房子本身和婴儿养育成本,并不构成真的障碍:房子供应并不短缺,没有上车的年轻人继续选择租房,也不影响生活、生育;总体上不太为房子发愁的90后,也已到了婚育年龄。

关键还是在心理层面,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阻断了,下意识有了偏悲观的预期。这种预期与计划生育政策无关,而是因为几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探索的政策:

1980年,中国开始实行个人所得税;

1980年,中国城市化率约20%,至2018年,城市化率达到约60%;

1982年,中国开始探索房改、实行补贴出售住房的试点;

1994年,中国税制改革新设消费税;

1998年,全面深化房改、取消福利分房,进入市场化、货币化销售商品房的时代。

这几项政策合在一起,演变成了当代的“人头税”,让人们不再憧憬快乐孕事,而是把生育视为负担。康乾时代就已给农民卸去的包袱,如今又背在了都市青年身上。

世界上很多国家房产都是市场化销售的,货币层面量化宽松的也不是只有中国,但为何好像只有中国青年深受其伤?

真相其实只有一个:中国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,进行城市规划时,选择了发展高密度居住模式。这种模式,对公共服务和基建的要求相对集约,对土地的利用也能实现高度控盘。与股市一样,政府在发展房地产时,过度追求便于操纵的控盘能力,反而导致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。而这种自以为最能集约利用土地的方式,却可能造成了更多的资源错配与浪费。

我们在城市规划管理、居住模式和房地产供给上,最该学习的是日本,却学习了面积很小的香港,近年发现些问题想要有所调整,居然想学的是面积更小的新加坡。以至于,没有日本的命,却得了日本的病——未富先老。

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日本,都实现了低密度住宅为主的居住方式,满城俱是“一户建”。而中国多数所谓的“别墅”,不是真正的Villa,而只是欧美的House、日本的“一户建”,是他们最寻常的国民住宅,却在城市规划中被定为为“别墅、高端住宅”而限制发展。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中,作为高端住宅的别墅空置率较高。但如果定位为普通国民住宅,“别墅”其实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。

在城市化率翻了3倍的进程中进城的人们,都被赶进了一幢幢高层住宅楼 ,高举钞票去抢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,在完全够住的土地上,烘托出了房子不够住的感觉。在逼仄的环境下,人们即使没有面对多大压力,也会感到紧张,造人的欲望会大大降低,而女性作为实际的生育担当,会有格外的不安全感。

如果说香港多数人居住的是“鸽笼”一样的房子,大陆城市居民则住的像是“鸡笼”。除了顶层复式之类高端住宅,无论70平、90平还是一百多平,无论人均居住面积实际够不够大,都像是“鸡笼”而已。

中国所有城市,都是“鸡笼”市。

推行新“摊丁入亩”方能破局

面对人口问题,一度有人忧心忡忡,说需要靠引进后发国家的移民来填补人口缺口了。实际上,小规模引进移民无济于事,而大规模引进则会带来更多新的社会、宗教和文化问题,乃至文明的冲突。更重要的是,这并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。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,从来不是一个主动引进移民的族群,历史上的多民族融合,通常是在战乱或少数民族统治下被动完成的。

其实,中国面临的所谓“人口危机”,是有解的伪命题,是“作茧自缚”而已。这反而让政府有了更多政策工具,只要找到突破口,就能“破茧而出”。

研究表明,住房活动面积和周围人口密度,其实对生育率有极大影响。如果居住在乡野之间的低密度独栋住宅中,舒适感和孤独感都会加强生育的需求。北欧诸国的高生育率就与此强相关:这些国家在发达到一定程度后,兴起了“反城市化”的居住潮流。

日本一直保持低密度住宅模式,也有着较好的社会福利,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,并且总体保有全职太太的传统,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,都无法促进人口增长,他们遇到的人口问题是真问题。

而我们,不一样:中国还有机会发展低密度住宅,还有空间逐步提高福利、解除养育顾虑,也还有机会看到更多女性选择回归家庭,更有机会发展成为发达国家。每一项,都可以释放出促进人口增长的红利。

当下,中国只需要推行新的“摊丁入亩”、“休养生息”,减少乃至取消与“人头”直接相关的个人所得税、一般消费税,同时设法解除房子给年轻人造成的心理压力,让人感到税负不来自于“人头”,而是来自于增量价值的生产创造,就能给人以长期信心和安全感,从而释放出被认为抑制住的生育需求。

在税负方面取消“人头税”,个税刚刚已有所改革,不仅调高了起征点,还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,这仍然是学了香港——一个可能算不上楷模的模板。与欧美国家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30%-50%不同,中国的个税、一般消费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比都只有6%左右,不如索性取消掉,相应缺口完全可以通过逐步节约开支、发行债券乃至永续债解决。这方面大可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一切从实际出发,而不用向欧美看齐,国情不同嘛。

而在房产方面取消“人头税”,并不需要调控房价,只需破除对低密度住宅的“高端”定位和发展限制:只允许中心城市旧城改造区域建设高密度住宅和商业地产,而在几大都市群的卫星城、新农村大力发展低密度住宅,再对符合一定标准的育龄男女提供租售补贴。

试想,如果各地政府像以优惠税率、低价土地吸引企业入驻一样,去吸引年轻人,给他们提供三四十年使用权的“长租别墅”,而租金实行“五免五减半”,在人们生、养压力最大的时候给以最多的优惠,人们还会有莫名的不安全感么?

被当代“人头税”人为抑制的生育需求,发房子都不足以释放,只有给年轻人发别墅,才能让一部分人先多生起来。

本文来源戎汝与共,经授权后由戎一人发布,观点不代表共富汇的立场,转载请联系原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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